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凛冽。

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巨龙，喘着粗气把我扔在了这个地图上仅有一个黑点的陌生县城。

我叫陈烬，十八岁，上海人。在一场席卷十年的风暴里，我家成了灰烬，我成了被风吹到这穷乡僻壤的一粒尘埃。

我是最后一批插队知青。

县里的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载着我和另外几个同样脸色发青的年轻人，在颠簸的土路上摇了半天，最后把我交给了红旗公社的李大队长。

李大队长叫李满山，五十来岁，一张脸被北方的风吹得像老树皮，沟壑纵横，但那双眼睛，精光四射，像藏在草垛里的鹰。

他上下打量我，烟斗在鞋底磕了磕，“上海来的娃娃？”

我点头，尽量让自己的背挺直一点。

“看着就不是干活的料。”他嘟囔一句，声音不大，但足够我听清。

我的脸瞬间就红了，不是羞的，是气的。

“走吧，先跟我回家。队里没多余的空房了，暂时住我家。”他把烟斗往腰间一别，扛起我那个破旧的帆布行李，大步就走。

我跟在后面，一脚深一脚浅地踩在烂泥路上。北方的农村，跟我读过的所有书里描写的田园牧歌，没有一丁点关系。

入眼全是光秃秃的黄土，枯死的树杈张牙舞爪地伸向灰蒙蒙的天，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牲口粪便和烧柴火的混合气味。

冷，是钻进骨头缝里的那种冷。

李满山家是村里最好的房子，青砖大瓦房，三间正房，两间厢房。院子扫得干净，墙角码着一人多高的玉米秸秆。

他把我领进东厢房。

“就这儿吧。”

房间不大，一铺大炕占了一半，炕上铺着一张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芦苇席。一张缺了条腿用砖头垫着的方桌，一把晃晃悠悠的椅子，就是全部家当。

“凑合着住。农村，就这条件。”李满山把我的行李往炕上一扔，像是完成了什么了不得的任务。

“谢谢大队长。”我低声说。

“叫李叔。”他摆摆手，转身要走，又停住，“我婆娘在做饭，一会儿过来叫你。”

门“吱呀”一声关上，把外面的寒风和屋里的寂静隔开。

我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冰凉的触感从屁股一直传到天灵盖。

这就是我未来几年要待的地方？

我从行李里翻出我爸偷偷塞给我的那本《数理化自学丛书》，书页已经泛黄卷边。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声惊雷，炸醒了无数像我一样被困在泥潭里的人。我没赶上第一届，但我发了疯地复习，就为了七八年这一次机会。

这是我唯一的路。

我必须回去。

晚饭是在正房吃的。

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张八仙桌，围坐着一家人。

李满山，他老婆王婶，一个黑黑壮壮的半大小子，是他儿子，叫栓柱。

还有一个，就是他闺女。

她叫李春芬。

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

她不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农村姑娘。

那时候的农村姑娘，大多被繁重的农活和风吹日晒磨得粗糙、黝黑，眼神里带着一种认命的麻木。

她不。

她很白，是那种常年不见阳光的、带着点病态的白。瓜子脸，长长的睫毛垂着，显得那双眼睛格外大，也格外静。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罩衫，袖口补着补丁。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在桌角，低着头，一小口一小口地扒拉着碗里的高粱米饭。

“春芬，给你陈大哥盛碗汤。”王婶用胳膊肘碰了碰她。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就那一眼，我忽然觉得这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那眼神太复杂了，不像一个十七八岁姑娘该有的。里面有好奇，有打量，还有一丝……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深潭里的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有暗流。

她站起来，接过我的碗，给我盛了一碗白菜豆腐汤。

递给我的时候，她的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我的手。

凉，像一块冰。

“谢谢。”我几乎是抢过碗，不敢再看她的眼睛。

“陈知青，多吃点。”李满山给我夹了一筷子黑乎乎的咸菜，“到了这儿，就跟在自个儿家一样。有什么难处，跟叔说。”

话是这么说，可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始终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我知道，我这个“上海来的娃娃”，在他眼里，是个麻烦，也是个异类。

吃完饭，栓柱大概是看我这个“小白脸”不顺眼，哼了一声就出去了。

王婶在收拾碗筷。

李满山盘腿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春芬端着一盆热水走进来，“陈大哥，给你。”

我愣住了，“这是？”

“洗脚的。”她把盆放在我脚边，声音很轻，“晚上冷，泡泡脚，睡得暖和。”

我受宠若惊，连忙站起来，“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没事儿。”她蹲下身，就要伸手。

我吓得往后一缩，脚差点踢翻了水盆。

“我……我自己来就行！”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屋里的空气瞬间尴尬起来。

李满山的咳嗽声响起，沉闷而有力，“春芬，回来。”

春芬站起身，低着头，快步走了出去。

我能感觉到李满山那两道锐利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扎在我背上。

“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讲究。”他缓缓吐出一口烟，“不过，你是城里人，不一样。”

这话里有话。

我听懂了。

他是在警告我。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着。

炕是冷的，被子是潮的，我的心也是凉的。

我睁着眼睛看着窗户上那片模糊的月光，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李春芬那双眼睛，那冰凉的指尖，还有李满山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反复播放。

我有一种预感，在这个家里，我的日子不会太平。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被院子里的鸡叫声吵醒了。

我挣扎着爬起来，推开门，一股夹着雪粒子儿的寒风扑面而来，我打了个哆嗦，瞬间清醒了。

李满山已经扛着锄头准备下地了。

“醒了？”他看了我一眼，“今天你就先别下地了，跟春芬去打猪草，熟悉熟悉环境。”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他就已经走远了。

春芬提着一个篮子从屋里出来，还是那件蓝布罩衫，脖子上围了条灰色的旧围巾。

“走吧。”她声音很低，没看我。

我跟在她身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村子后面的山坡上，枯草遍地。

她熟练地用镰刀割着那些夹杂在枯草里的、依然泛着绿意的野菜。

我笨手笨脚地学着她的样子，结果不是割到手，就是把整棵草连根拔起，带起一坨泥。

“不是那样。”她终于忍不住了，停下来，走到我身边。

“你看，”她抓住我的手，把镰刀塞进我手里，然后用她的手包住我的手，“刀要斜着，贴着地面，这样，轻轻一用力……”

她的手还是那么凉。

但这一次，我没有躲。

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皂角香味，混合着清冽的草木气息。

我的心跳得有点快。

“会了吗？”她抬起头问我。

我这才发现，我们的距离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长长的睫毛上挂着的小小水汽。

我慌忙抽回手，后退一步，“会……会了。”

她看了我一眼，嘴角似乎弯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接下来的几天，我白天跟着下地干活，挣工分。

累得像条死狗。

我那双在上海连瓶盖都拧不开的手，几天就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就成了茧。

晚上，我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争分夺秒地看书。

每一道数学题，每一个化学公式，都像是一块块砖，为我铺就着回城的路。

春芬总是会在我看得最入神的时候，悄无声息地走进来。

有时候是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红薯，有时候是给我续上煤油灯里的油。

她从不多话，放下东西就走。

但我知道，她一直在观察我。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演算一道复杂的解析几何，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得沙沙作响。

她又进来了，手里端着一杯热水。

“陈大哥，喝点水吧。”

我头也没抬，“放那儿吧，谢谢。”

她没有走。

我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面前的习题册上。

“这是什么？”她轻声问。

“数学。”

“难吗？”

“难。”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能……教我认字吗？”

我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灯光下，她的脸一半明一半暗，那双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于饥渴的光芒。

“我只上过两年小学，好多字不认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想……多认识点字。”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忽然软了一下。

在这个除了劳动和生存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精神追求的地方，一个姑娘，居然想认字。

“好。”我说，“你想学，我就教你。”

从那天起，我的东厢房，晚上多了一个学生。

我从最简单的字开始教她。

我在纸上写下“天”，告诉她，这就是我们头顶上的天。

我写下“地”，告诉她，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着的地。

我写下“人”，告诉她，这就是你，是我。

她学得很快，也很用心。

她有一本小小的、用牛皮纸做封面的本子，把我教她的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地记下来。

有时候，她会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

“陈大哥，上海是什么样的？”

“高楼大含着，车像河一样流，晚上灯火通明，像白天一样。”我尽量用她能理解的语言描述。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向往，“真好。”

“那你呢？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她又问。

我的心沉了一下。

那是一段我不想回忆的过去。

“犯了点错误。”我含糊地说。

她很聪明，没有再追问。

但她看着我的眼神，多了一丝怜悯。

我们之间的气氛，在这一点一滴的教学和交谈中，慢慢变得微妙起来。

我不再觉得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她聪明、敏感，有着一颗不甘于困在这里的心。

而她看我的眼神，也从最初的打量和好奇，变成了某种……依赖和亲近。

这种变化，李满山和王婶不可能没察觉到。

王婶给我送饭的时候，话里话外总是在敲打我，说春芬已经和邻村的屠户家定了亲，就等开春办喜事。

李满山抽烟抽得更凶了，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复杂。

只有栓柱，那个黑黑壮壮的半大小子，对我的敌意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

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劈柴，他走过来，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斧子。

“娘们唧唧的，你会干这个？”

他手起斧落，一块粗壮的木头应声而裂。

他瞥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挑衅和不屑，“别以为读了几天书，就了不起了。在这儿，力气才是硬道理。”

我知道他在针对什么。

但我不想惹麻烦，只能默默地走开。

我所有的精力，都必须放在那本《数理化自学丛书》上。

回城，才是我唯一的硬道理。

转折，发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那天特别冷，北风像鬼哭一样在窗外呼啸，卷起的雪花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户纸上。

我缩在冰冷的被窝里，冻得瑟瑟发抖。

炕是冷的，因为队里分的柴火早就烧完了。

我白天干了一天重活，挖水渠，肩膀和腰都快断了，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又冷又累又饿。

绝望像潮水一样，一点点把我淹没。

我开始怀疑，我真的能考回去吗？我真的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吱呀”一声，被轻轻推开了。

我吓了一跳，以为是风。

但紧接着，一个瘦弱的人影，裹着一股寒气，闪了进来，然后迅速把门关上。

是春芬。

她没穿外衣，只穿着一身单薄的秋衣秋裤，在黑暗中，她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

“你……”我惊得坐了起来，话都说不完整了。

她没有说话，径直走到我的炕边。

然后，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她掀开了我的被子，钻了进来。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像被雷劈了一样。

一股冰冷的、带着少女体香的气息瞬间包围了我。

她的身体在瑟瑟发抖。

“你干什么！你快出去！”我压低了声音，又惊又怒。

这要是被她爹妈发现了，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们会打断我的腿！

“我冷。”

她在黑暗中，用一种近乎于梦呓的声音说。

“我身上冷。”

我的心，猛地一颤。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她说的冷，不仅仅是身上的冷。

更是心里的冷。

是对这片贫瘠土地的冷，是对那种日复一日、毫无希望的日子的冷，是对那个即将要嫁给屠户的命运的冷。

我的愤怒，瞬间消散了一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巨大的、无力的悲哀。

她像一只溺水的人，抓住了她能看到的唯一一根稻草。

而我，就是那根稻草。

“春芬，你听我说。”我的声音也开始发抖，“你不能这样。你快回去，要是被你爹妈看到，我们就都完了。”

“我不回去。”她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决绝的执拗，“我就想在你这儿待着。”

她往我身边凑了凑，她的胳膊碰到了我的胳膊。

冰凉。

但那冰凉的触感，却像一簇火，瞬间点燃了我身体里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东西。

我也是个十八岁的年轻人。

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

在这样一个绝望的、看不到未来的环境里，这样一个柔软而冰冷的身体，带着一种致命的诱惑。

我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理智告诉我，必须推开她。

但我的身体，却不听使唤。

黑暗中，我能听到我们俩同样急促的心跳声，像两面被擂响的鼓。

“陈大哥，”她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带着一丝颤抖的、孤注一掷的勇气，“你带我走，好不好？”

“带我离开这儿。”

“我什么都能干，我给你洗衣做饭，我给你生孩子，我什么都愿意。”

“只要你带我走。”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带她走？

我怎么带她走？

我自己都像一只被困在蛛网上的飞蛾，自身难保，怎么可能带上另一个人？

去哪儿？回上海？

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没有身份，没有粮票，怎么在城市里生存？

这是痴人说梦！

“春芬，你疯了！”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一把推开她，“你快起来！快走！”

我的动作很粗暴。

她被我推得撞在了墙上，发出一声闷响。

她没有哭，也没有再说话。

黑暗中，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下炕，穿上鞋，然后拉开门，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门外的风雪里。

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心脏狂跳，手脚冰凉。

被窝里，还残留着她身体的冰冷和那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气。

我完了。

我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精神恍惚地去上工。

我不敢看李家任何一个人的眼睛。

饭桌上，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春芬没有出现，王婶说她病了。

李满山一张脸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那眼神，像刀子一样，时不时地刮过我的脸。

我知道，他肯定知道了什么。

或许春芬回去后被发现了，或许他昨晚就听到了动静。

我如坐针毡，一顿饭吃得味同嚼蜡。

接下来的日子，是地狱。

李满山不再让我干打猪草之类的轻省活儿，而是把我分到了采石场。

那是队里最苦最累的活。

每天，我们都要把山上的石头敲下来，再用独轮车推到几里外的水库工地上。

石头又重又硬，铁锤砸在上面，震得虎口发麻。

独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摇摇晃晃，我好几次都连人带车翻进旁边的沟里。

一天下来，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晚上躺在炕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他这是在整我。

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我，惩罚我。

栓柱更是变本加厉地找我麻烦。

他会在我推车上坡的时候，故意在后面推一把，让我摔倒。

他会把我刚打满的热水“不小心”碰倒。

他会用各种难听的话来羞辱我，说我是“吃软饭的小白脸”，“想攀高枝的癞蛤蟆”。

我全都忍了。

我不能反抗。

我一无所有，在这里，我的命运就攥在李满山的手里。他一句话，就能让我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只能咬着牙，把所有的血和泪都往肚子里咽。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疯狂地学习。

白天，在采石场的间隙，别人在抽烟聊天，我就从口袋里掏出揉得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抄着化学公式和英语单词。

晚上，不管多累，我都要点上煤油灯，看到后半夜。

煤油不够了，我就用棉花蘸着菜油，做成简易的油灯，光线昏暗，熏得我直流眼泪，但我不在乎。

书本，是我唯一的救赎。

高考，是我唯一的希望。

我没有再见过春芬。

她好像从这个家里消失了。

有时候，我会隔着窗户，看到她在院子里一闪而过的身影，比以前更瘦了，脸色也更白了。

我们就像两条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平行线，再也没有任何交集。

但我知道，那晚发生的事情，像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里。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躺在冰冷的炕上，会忍不住想起她那句“我身上冷”。

那是一种怎样的绝望，才会让一个姑娘，抛下所有的廉耻和自尊，去做那样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我同情她。

但我更恨她。

是她的鲁莽和冲动，把我推到了现在这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只能把这份同情和怨恨，都化作学习的动力。

我必须考上。

我不但要考上，我还要考上最好的大学。

我要用一张录取通知书，狠狠地抽所有看不起我、欺负我的人的脸。

我要让李满山知道，我陈烬，不是他可以随意揉捏的软柿子。

时间就在这种压抑和煎熬中，一天天过去。

冬天走了，春天来了。

山坡上的草绿了，河里的冰化了。

高考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队里像我一样的知青，都开始骚动起来。

有的人已经彻底放弃，跟当地的姑娘结了婚，认了命。

有的人还在做着最后挣扎，但脸上写满了焦虑和迷茫。

只有我，眼神坚定得像一块石头。

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考试前一天，李满山把我叫到了正屋。

他盘腿坐在炕上，那杆老烟枪在手里摩挲着。

“明天，就考试了？”他问。

“嗯。”

“有把握吗？”

“有。”我的回答，简单而干脆。

他沉默了很久，屋子里只剩下他烟锅里烟丝燃烧的“咝咝”声。

“考上了，就回城里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吧？”

“嗯。”

他又沉默了。

就在我以为他要说什么难听的话时，他却从炕上的一个木箱子里，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拿着。”

我打开一看，是十几个煮熟的鸡蛋，还有几张被捏得皱巴巴的毛票。

我愣住了。

“这……”

“拿着吧。”他别过脸，不看我，“明天去县城考试，来回要花钱，路上吃点东西。”

我的鼻子，突然一酸。

这几个月，他对我非打即骂，把我往死里整。

我以为他恨我入骨。

可是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却……

“叔……”我喉咙里像是堵了块东西。

“别叫我叔。”他打断我，“我李满山，没你这么有出息的侄儿。”

“我就是想告诉你，”他转过头，那双鹰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考上了，就好好地念书，做个有出息的人。别像我们，一辈子刨黄土，没个盼头。”

“还有，”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春芬那丫头，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她……她也是被逼的。”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冷酷无情的土皇帝，是个只懂得用暴力和权威来解决问题的庄稼汉。

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他也是个父亲。

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最初的接纳，中间的惩罚，还是现在的馈赠，都只是一个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在保护他的女儿，在维护这个家的尊严。

他恨我，因为我这个外来者，搅乱了他女儿的心，威胁到了他早已规划好的秩序。

但他又在某种程度上，羡慕我，甚至寄希望于我。

因为我代表着一种他和他女儿都无法企及的可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你走吧。”他挥挥手，重新点上他的烟斗，“明天，我让栓柱套车送你去县城。”

我拿着那包还带着余温的鸡蛋，走出正屋。

月光下，我看到东厢房的窗户上，映着一个模糊的人影。

是春芬。

我知道，她在看我。

我们的目光，隔着一扇窗，一片黑暗，交汇在一起。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的悲伤，像月光一样，无声地流淌了一地。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栓柱就赶着马车在院子里等我了。

他一言不发，黑着一张脸。

我把我的行李——其实也就是那几本破书和几件换洗的衣服——扔上车。

临走前，我把那本我翻了无数遍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和我所有积攒下来的笔记，都放在了东厢房的桌子上。

我还留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我只写了一行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我唯一能留给她的东西了。

马车启动了，在清晨的薄雾中，驶离了这个我待了将近一年的村庄。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高考，出乎意料的顺利。

那些我熬了无数个夜晚背诵的公式，演算的习题，都化作了笔下流畅的字符。

考完最后一门，我走出考场，仰头看着县城那片狭窄的天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我自由了。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另一种煎熬。

我没有回红旗公社，而是在县城找了个打零工的活，给一个建筑队搬砖，管吃管住。

每天，我都会去县邮局门口看榜。

那张巨大的红榜，承载了我们这一代人太多的希望和绝望。

终于，那一天来了。

当我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陈烬”那两个字，以及后面跟着的“上海复旦大学”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十年了。

整整十年，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县城的大街上又哭又笑。

路人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

但我不在乎。

回上海的火车票，我攥在手里，攥得手心全是汗。

在上车前，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回了一趟红旗公社。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去。

或许，是想做一个正式的告别。

或许，是想看看那个给了我一包鸡蛋的男人。

或许，是想看看那个在风雪夜里钻进我被窝的姑娘。

我到村口的时候，正好碰到一群收工的村民。

他们看到我，都愣住了，然后开始窃窃私语。

“那不是……李大队长家的那个上海知青吗？”

“他考上大学了！复旦大学！乖乖，状元爷啊！”

“我就说这小子有出息……”

我没有理会他们，径直走向李满山家。

院子里，李满山正在劈柴。

看到我，他手里的斧子停在了半空中。

“你……回来了？”

“嗯，李叔。”我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两瓶我在县城买的“二锅头”，放在他旁边的石磨上，“来看看您。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他看着那两瓶酒，又看看我，眼神很复杂。

“考上了？”

“考上了。”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眼圈有点红，“不枉你……吃了那么多苦。”

我们俩就那么站着，相对无言。

这时，栓柱从屋里出来了。

他看到我，脸色一变，但没有像以前那样充满敌意，只是有些不自然地喊了声：“陈……陈哥。”

这一声“陈哥”，让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这一声称呼的改变，不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那张该死的录取通知书。

它像一道无形的墙，把我和他们，彻底隔在了两个世界。

“你爹呢？”我问栓柱。

“我爹……他……”栓柱支支吾吾。

“他去邻村了！”李满山突然打断他，声音很大，“春芬她婆家那边，商量……商量办喜事的事儿！”

我的心，猛地一沉。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这个命运吗？

“哦。”我低下头，掩饰住自己的失落，“那……那我改天再来看她。”

“不用了！”李满山的声音更大了，像是在掩饰什么，“你马上就要去上海念大学了，是大出息的人了！别跟我们这些泥腿子搅合在一起了！走！赶紧走！”

他几乎是把我往院子外面推。

他的力气很大，我根本无法反抗。

就在我被他推到大门口的时候，东厢房的门，突然开了。

春芬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红棉袄，脸上……涂着两坨不自然的、夸张的腮红，嘴唇也涂得鲜红。

那样子，滑稽，又让人心酸。

她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平静和羞涩，而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光。

“陈烬！”

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我。

“你考上大学了，了不起了，是不是就要把我扔在这儿了？”

她的声音尖利，刺得我耳膜生疼。

整个院子，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

“你当初为什么要教我认字？为什么要跟我说上海有多好？你为什么要给我希望？”

“你现在满意了？你拍拍屁股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这个鬼地方烂一辈子，你是不是就安心了？”

她一步步向我走来，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上。

“我告诉你，陈烬，没那么容易！”

她突然从身后，拿出了一样东西。

是一把锃亮的……剪刀！

“你今天要是不带我走，”她把剪刀抵在自己的脖子上，那双美丽的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火焰，“我就死在你面前！”

所有人都惊呆了。

王婶尖叫着扑过去，“春芬！你干啥呀！你快放下！”

栓柱也吓傻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只有李满山，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一个箭步冲过去，一巴掌狠狠地扇在春芬的脸上。

“啪！”

清脆的响声，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春芬被打得摔倒在地，手里的剪刀也掉在了地上。

她那半边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红肿起来。

但她没有哭。

她只是趴在地上，看着我，眼神里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灰烬。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李满山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骂道，“我们李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孽障！”

他说着，就解下腰间的皮带，要往春芬身上抽。

“不要！”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冲过去，挡在了春芬面前。

“李叔！你不能打她！”

“滚开！”李满山眼睛都红了，“这是我家的事，跟你这个外人没关系！”

“她不是不知廉耻！”我大声喊道，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她只是想活得像个人！她有什么错？”

“她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连字都认不全的地方！她不想嫁给她不喜欢的人！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有什么错？”

我的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回荡。

李满山举起的皮带，僵在了半空中。

他愣愣地看着我，又看看趴在地上的女儿，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茫然和痛苦的表情。

“我带不走她。”我的声音，渐渐低沉下来，充满了无力和苦涩，“李叔，你知道，我带不走她。这个世道，不允许。”

“但是，她不应该就这样被毁了。”

我转过身，蹲下来，扶起趴在地上的春芬。

她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片死寂的灰烬里，似乎有了一点点微光。

“春芬，你听我说。”

“我带不走你，不是因为我不想，而是因为我不能。我如果今天带你走了，我们俩，都会死在半路上。你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我们连一个小县城都出不去。”

“那不是希望，那是绝路。”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录取通知书，塞到她的手里。

“但是，这不代表你就没有希望了。”

“你还记得我写给你的那句话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留给你的那些书，你都看了吗？”

她点点头，眼泪终于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那就继续看下去。把所有的字都认全，把所有的书都读懂。”

“时代变了，春芬。恢复高考，只是一个开始。以后，这个国家，会需要越来越多有文化的人。不一定非要考大学，还有中专，还有技校，还有各种各样的机会。”

“你的命运，不应该攥在一个屠户手里，也不应该攥在我手里。它应该攥在你自己的手里。”

我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李满山。

“李叔，让她去读书吧。哪怕只是去县里的扫盲班。别让她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说完，我没有再停留，转身，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那个院子。

我没有回头。

我听到身后传来春芬撕心裂肺的哭声，还有王婶的劝慰声，和李满山沉重的叹息声。

那些声音，像一把把刀子，扎在我的心上。

但我必须走。

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

给她一个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是害了她。

点燃她心中那颗自强不息的火种，才是真正的救她。

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

那些黄土，那些枯树，那个贫穷的村庄，都渐渐模糊，最后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我知道，我的人生，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而李春芬的人生呢？

我不知道。

我只希望，很多年以后，她能真正地，不再感到“冷”。

……

大学四年，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后来又出国深造。

九十年代，我回国，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浪潮，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成功人士”。

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有了自己的房子。

生活忙碌而充实。

那个叫红旗公社的地方，那个叫李春芬的姑娘，连同那段又苦又涩的知青岁月，被我尘封在记忆的最深处，很少触碰。

直到有一年，我回母校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会议间隙，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拦住了我，要做一个专访。

她很年轻，大概二十五六岁，穿着得体的职业套装，脸上带着自信而从容的微笑。

她的普通话，带着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北方的口音。

“陈教授，您好，我是《时代女性》杂志的记者，我叫方菲。”

“方菲？”我笑了笑，“好名字。”

“谢谢。”她也笑了，露出一对好看的梨涡，“陈教授，我们杂志最近在做一个关于‘知识改变命运’的系列报道，我们了解到，您是七八级的大学生，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受益者。我们想听听您的故事。”

我沉吟了一下，“我的故事，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年轻人的挣扎和奋斗罢了。”

“可是，您的奋斗，激励了很多人。”她看着我，眼神真诚而热切，“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个。”

“你母亲？”

“是的。”她点点头，“我母亲也是在七八年，受到了一个人的鼓励，才重新拿起了书本。她当时连很多字都不认识，就靠着一本《数理化自-学丛书》和一本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后来，她考上了我们县里的师范专科学校，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我的心，猛地一跳。

《数理化自-学丛书》……

“她教了一辈子书，送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走出大山。她说，知识是唯一能让山里孩子不再重复她当年那种‘冷’的东西。”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

冷。

这个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风雪夜，冰冷的炕，那个瑟瑟发抖的身体，那句绝望的“我身上冷”。

我看着面前这个叫方菲的年轻记者，她的眉眼之间，依稀有几分……当年的影子。

“你……你母亲，她姓什么？”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我母亲姓李。”方菲微笑着说，“她总是跟我们说，她这辈子最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把她从泥潭里打醒的父亲，另一个，就是当年留给她一本书，和一个希望的……陈大哥。”

轰——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所有的声音，所有的画面，都在瞬间离我远去。

我只看到面前这张年轻而自信的脸，和我记忆深处那张苍白而绝望的脸，慢慢重叠在一起。

原来，她做到了。

她真的靠自己，走出了那片贫瘠的土地。

她不仅温暖了自己，还成了照亮更多人的光。

“陈教授？您怎么了？”方菲关切地问。

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没什么。”我擦了擦眼睛，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我只是……想起了一些故人。”

“你母亲……她现在还好吗？”

“她很好。”方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她去年退休了，现在在家帮我哥带孩子。我爸……哦，就是我爷爷当年给她找的那个对象，对我妈特别好。他没让我妈嫁过去，而是支持她去读书。他说，读书人，不一样。”

我笑了。

发自内心地笑了。

我想起了那个给我一包鸡蛋的男人，那个用皮带抽自己女儿，却又笨拙地维护着她的未来的父亲。

李满山。

他也是个了不起的父亲。

“那……你母亲，她叫什么名字？”我明知故问，却还是想亲耳听到那个名字。

“我母亲叫，李春芬。”

方菲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狡黠的笑意。

“陈大哥，我妈说，她欠你一句‘谢谢’。让我见到你，一定要替她告诉你。”

“她还说，她现在……身上，心里，就暖和了。”

那一刻，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洒在我的身上。

我闭上眼睛，感觉到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温暖。

一九七八年的那个冬天，很冷。

但那个冬天里，也埋下了一颗最温暖的种子。

它在春天发了芽，在夏天开了花，在秋天，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

我的人生，和李春芬的人生，在那一夜之后，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但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战胜了那个时代的“寒冷”。

这就够了。

这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