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单骑/文·图

我是年月参军，在部队称“年兵”或“年兵”，到年月提干，已是七年时光，快成老兵油子了，在部队提干的人中属于速度最慢的一拨，任命职位还是以女军人为主的医院护士。之所以如此，主观上是我个人表现不够优秀，尤其是当兵时年龄小，毫无社会经验，多走了一些弯路。客观上是那个年代部队提干的竞争激烈，因为这是很多战士特别是农业户口战士改变命运的几乎唯一途径；我当兵又经历三个单位，每到一个新单位都要重打锣鼓重开张；在部队提干最快的主要是野战军步兵部队，不少人当兵两年就能提干，而我一直在技术兵种或后勤部队混，老兵忒多，提干相对都晚。今天，就聊聊我在部队提干的那些事儿。

七十年代我军总兵力达到多万人，大量排级干部基本都是从战士主要是班长中择优选拔，称为“提干”。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我军众多军事院校新建和恢复，排级干部改由军校毕业生担任，曾改变无数战士命运的提干就成为了历史。

两年通信兵，仅入了团，还当了两年新兵

我当兵的第一个单位是济南军区通信团3营9连，是通信干线地下电缆铺设施工的专业连队。对于一个“白丁”新战士来说，要想能提干，通常要完成入团、入党、当副班长、当班长的过程，这一步步都是竞争。即使当上班长，除了竞争还要碰运气，就是看有多少提干的空缺，一个萝卜一个坑。像我们通信团，无线通信连队的排级干部编制较多，有台长、报务主任、技师等职位，战士提干的就多；我们有线连队就没那么多干部编制，战士提干的相对就少。还有一点，我们通信团的主流是无线专业（1营、2营都是无线营），有线专业的干部上升通道狭窄，有线3营营长是战争年代参军的老兵，9连连长是年老兵，排长多是年兵，这各级干部都提得慢，空缺就少，战士提干的机会自然就少。

我当兵时不是共青团团员，就是前面说的“白丁”，起跑线上就掉队了。我们连队有百十号人，非团员新兵也有几十人，团组织（主要是连干）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分批发展团员，我是年8月入团，还算比较早的。入团后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但入党的竞争更加激烈，因为有名额限制。我们年兵一直到入伍第二年才陆续有人入党，记得第一个入党的人是喂猪的饲养员。饲养员这活又脏又累，责任也大，连队的惯例，能干好饲养员的战士，优先发展入党。当兵近一年时，我与关系一直挺好的班长闹了矛盾，主要是我年轻气盛不懂事，结果是我入党自然没戏，人家班长后来还提了干。

年底年初，因林彪“9·事件”，全军没有搞征兵和复员，害得我们年兵连当两年新兵蛋子。恰在年初春，我们连队拉到潍北团部农场种水稻，人工翻地、育苗、插秧、拔草、施肥、打药……新兵自然要多干活，那真是一个累字了得。正由于当年没有复员，连队班长、副班长职位空缺很少，我们年兵也没有人当副班长的。等到了年底，年兵服役已满两年，就有个别战士复员了，其中有我们班一位和我挺好的北京兵，他从新兵直接成为复员老兵（年兵还没来）。因为在年至年期间，陆军一般兵种义务兵的服役期改成两年，但大部分战士都是超期服役的，这位北京兵是因为在铁道部的父亲的问题而复员。这时，我第一次感到已是要面临复员的老兵了，多少有些惶惶然。

三年半汽车兵，入了党当上班长，突遇调动又回归零点

年初，我调到位于莱阳县的军区后勤分部汽车修理连，一切又需从头再来。这个连队老兵比较多，战士还有年兵，还有两位技术精湛的老职工周师傅、潘师傅。我先是干车工，后干汽车修理工、汽车驾驶员。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搞“大批判”批这批那的已是常态，有一阵是“批水浒”，我将《水浒》这书看了好几遍，连干非让我在全连学习会上发言，我只好硬着头皮东拉西扯胡侃了一通，无非是说宋江是个投降派，会后居然有人说我讲的还行，真是惭愧。

在汽修连我经历了两任班长，都是年江苏常州兵，聪明有才。那时部队文体活动十分活跃，前任李班长是分部篮球队员、军区后勤部羽毛球队员，后任黄班长则酷爱打乒乓球。我也极喜欢打球，是连队球队的成员，与两位班长投缘，既是上下级又是球友，他们一直都很关照我。我们汽修连的主要工作是为驻胶东部队大修汽车和摩托车，任务十分繁重，所以连队比较看重技术和完成任务，人际关系相对简单，这种环境正适合简单的我。我平时一门心思向老兵学技术，脏活累活抢着干，很快融入这个集体，而且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到年月，我终于入党，介绍人是李班长和周师傅，这是我到汽修连近两年才迈上的台阶。这个台阶很重要，就相当现在说的入了圈、进了群，自此开挂。年初我任修理6班副班长，第一次“屁股”后面带了个“长”；年初我们6班的老班长复员，我又接任班长。有5年军龄的我，对连队班里的那些事儿都门清，带一班人并不吃力，且愈加得心应手，全班人更是个个都有两把刷子，我们班样样都走在连队前面，尤其是大修车的进度。这段时间，我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还成为连队的骨干，提干的条件都具备了，似乎就欠一阵东风了，可结果却迎来兜头一盆冷水，一下子让我感到瓦凉瓦凉的。

年中，军队要实施精简整编，分部机关将予撤销，直属队也要随之撤销，一时搞得我们人心惶惶。恰在此时，分部所属的第野战医院正缺男兵，该医院男兵的比例一向比较高，因为其是军区后勤的战备值班医院，刚参加了年河南大水灾的医疗救援。对此，分部军务科就将机关、直属队的十几名优秀老兵调往第野战医院当卫生员，既为撤编时能保留些骨干，又为医院预备提干对象，这其中就有我。我们十几人分别来自分部机关公务班、警卫通信连、汽车修理连、军械修理连，都是党员班长或副班长，我是其中最老的兵。

一年五个月卫生兵，起起伏伏，如坐过山车

年7月日，我们分部老兵一行到达位于掖县的第野战医院，7月日就赶上唐山地区发生大地震，8月1日我们医院全体人员乘火车专列驰援唐山灾区。之前我们这些老兵新卫生员正在集中培训医学业务，人体结构的心、肝、肺、脾、肾已搞得我们一头雾水，此时紧急分到各所，又懵懵懂懂跟着大部队启程了。

我分到医院三所当卫生员，来到唐山滦县坨子头驻扎，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工作。由于当地医院震后“瘫痪”，我们医院又是对病号的全部治疗包括动手术都免费，四面八方的老乡来的非常多，我们医院就极为忙碌。我们卫生员也叫护理员，主要工作一是协助护士护理病号，如打针、输液、给换药、值夜班等；二是打扫卫生、更换被褥、送水送餐等；三是到乡镇消毒防疫，肩背沉重的消毒液喷洒机走街串巷。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如此多的死人，三所是以传染科为主，刚到灾区时乙脑、菌痢一度肆虐，不断有重病号抢救不过来而死亡，我曾多次用担架将病人遗体抬到简易太平间。

干活累些脏些并不怕，该干的不该干的我也都干了，只是心里总有些不痛快：一来觉得卫生员并不适合我，我还是更喜欢鼓捣汽车；二是我一个老兵班长在这里又成了新兵，啥活必须自己干。可能正是这种情绪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来，我还全然不知，半年之后就迎来一场尴尬。年1月，医院公布新的任命，我们分部同来的老兵有一半多提干当护士了（文件时间是年月底），其中并没有我，这批提干的人入伍都比我晚两、三年，有的还不是班长，我这脸面真是掉到地上了。

提干不成，这一年还是我距复员最近的一次，不免忐忑。后来三所复员的名额定下来了，与我同住一顶帐篷的一位年的莒县兵复员，他闻讯情绪低沉，一脸的不高兴，带得我也心情不佳。我们从分部来的老兵也有两人复员，我自认为他俩是非常优秀的，第一批提干最应该有他俩，结果不仅没提，反而复员了，实在是搞不懂了。

看来环境的改变，原本越是优秀，越能成为软肋。这次挫折使我清醒了，老兵班长的架子摆不得，傲气脾气更须放下。大丈夫能屈能伸，还是要铺下身子，多干活，少说话。在医院不用出早操，每天我都提前上班将病房里里外外打扫干净；病房里有些重病号因地震中家人伤亡，并无人陪床，我就尽量照顾和伺候他们，包括帮病号清理污物。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改变是心态，也是灾区太多的生生死死感化了我，相对人宝贵的生命，名利不过是浮云，提干不提干的应看淡，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在我们医院驻地近邻，有一所孤儿院与养老院合二为一的福利院，是灾后新建的，接收了近百名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孤儿、老人。自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孩子、老人孤独凄凉的眼神，怜悯之心就油然而生，怎么也放不下。之后每逢休息日，我都会去福利院给孩子和老人理发，帮着清理房间等，这些小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围着我转。唐山离北戴河、山海关很近，医院里的人大多都去转过，好玩的我始终也没有去。在唐山灾区一年多后我们医院奉命撤离，我因回山东参加表彰大会提前走了，后听战友说，送行的孤儿们在队伍中没有寻到我，一个个都哭了，他们托战友送给我一个笔记本留念，扉页上是孩子稚嫩的笔迹。

年月，已回到掖县的医院全体人员开会，会上宣布了干部任命，我提干为三所的护士，行政级。之前因没有组织谈话，也没有私下“跑冒滴漏”，我并不知情，感觉有些突然。正是：孜孜以求，求之不得；执念放下，悄然而至。当兵七年，峰回路转，最后是在医院提的干，但我经历三个单位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都应感恩他们。

七十年代部队提干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性特点

在部队提干的竞争中，机会确实很重要，但机会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不够条件很难提干的。在七十年代的前中期，许多老干部尚未“解放”或受到批判，我认识的不少高干子女是该复员就复员，提干也是各凭本事。因为那时提干的风气是比较正的，要求是极为严的，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我的认知，至少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首先，提干要通过政审关，否则根本成不了提干预备人选。那个年代看重家庭出身，提干的要求比参军时的政审更严格，尤其看家庭关系中是否有历史问题以及海外关系，如是已结婚的老兵，配偶的家庭背景也要调查。再就是看政治立场是否紧跟党中央，不能犯路线错误，平时常说风凉话或唱反调的人也不能考虑。所以，提干对象大多都是党员或先进。

二是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部队提干没有学历要求，但文化程度太低显然是不行的。毛泽东早在年就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已深入到解放军的骨髓，部队历来爱才惜才，对那些能写会画的“秀才”总是青睐有加，谁能写几篇稿子在报纸上发表，提干就更有把握了。

三是要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在部队除了专业技术干部，大部分干部都是要带兵管人的，必须要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军事上称指挥能力，战时就是看能不能打胜仗。否则，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战士跟着也要倒霉。而被称为兵头将尾的班长，正是提干前重要的历练岗位，一个人有没有领导能力，一试便知，如班长都干不好，提干就很难了。

四是各方面关系要和谐。有水平有能力的人，个性太强不一定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反对的人多，提干必然“搁浅”。与下级、同级的关系涉及群众威信，这方面无非要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将战友当兄弟对待。而与上级的关系更重要，至少要让领导认为你小子还行，不是个“绣花枕头”。这方面确实是门“学问”，太清高自损，过犹又不及，我这辈子的实践证明是不善此道了。

部队提干还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我当兵的三个单位中都有胶东（老烟台地区）兵，胶东兵提干的比例都是最高的，比如年黄县兵，年荣成县兵、文登县兵、牟平县兵，年掖县兵、烟台市兵等等。这其实在全军也有普遍性。自抗日战争起，山东就是我军的兵源大省，我军许多高级将领出自山东尤其是胶东，包括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等，胶东也出了一个将军县——荣成县。为何胶东出干部？胶东三面环海，物产丰富，重教尊商，水陆通达，对外交往密切，如此胶东人见多识广，聪明好学，为人处事活泛，能干也能说，正是部队干部需要的基本素质。而山东某个地区的兵，憨厚朴实，极为能干，但就是不善言辞，提干相对就少。

在提干这条道路上，我虽然走得慢，但相比大部分复员的战友，我是幸运的，绝不是我就比他们更优秀，而是机遇好，也沾了医院护士编制较多的光。不过“条条大路通罗马”，从军提干也只是其中的一条，我相熟的许多战友复员后，在从政、经商、工程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也逐渐成为佼佼者，成就不输在部队提干的战友。若干年后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单位里就有多位早年复员的战士，现成了我的上级或领导，这其实也是八、九十年代许多军转干部都经历过的事。真是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由此看来，人生道路上的机遇或选择，有时很难说孰优孰劣：看似是分道扬镳，可最终又殊途同归；今天的阳光大道，明日则变成独木桥；无限风光的高官巨贾，有多少跌落神坛沦为阶下囚；毫无权势的平头百姓，无妨琴棋书画乐在其中……所以，路途漫漫，岁月无常，走到终点前仍能够守住本心、不负韶华、乐施行善、无愧家国、体无大恙、颐养天年，你就是人生的赢家，即笑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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