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由北宋司马光主编，共卷，历时年完成。

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全面总结了历朝历代的政治智慧，记录了春秋战国至宋朝建立之前，总共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示了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的诸多王朝兴衰交替的沧桑历史，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历史发展规律。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究竟是一部什么史书？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杰出领导人如此重视？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

张国刚教授从《资治通鉴》概说、精髓、讲析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大家带来启发心智的哲思。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年），下迄五代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以前（年），凡年。

原名《通志》，宋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内容条贯、叙事清晰，其内容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相关，其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与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安排下，顾颉刚等十二名著名学者点校了《资治通鉴》标点本。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宋史》（本传）关于他的介绍是这样的：“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禀赋和个人素质超群。

司马光为什么写这本书？

据司马光言：“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有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实践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负主要历史责任。

司马光曾上疏宋神宗（）：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赏、曰必罚。“臣尝以此六事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又以献陛下，诚以臣平生所学所得至精至要者，尽在是矣。”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