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曾说：“我有一种偏见，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至于原因，莫言则解释到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来源于生活，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尚书》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语也是直接表达了文学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但有时候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说真话是有代价的。

而在年，作家王蒙便因为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遭到了批斗。

时年岁的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小说中王蒙大胆的描写了一位新到共青团团委工作的青年对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就当时而言，这显然是“另类”的作品，王蒙也因此处境岌岌可危。而在关键时刻，毛主席却选择了支持王蒙。

在讲这件事情前，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王蒙的人生经历，他年生在北京市，出身书香门第。

他父亲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教授，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的父亲非常爱好文学，擅长写作，给他取名的时候想到了法国名著《茶花女》里的人物名字，于是给他取名王蒙。

因为家庭环境比较好，他从小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也读了很多书，一身书卷气。进入河北中学后，好友介绍他入党，年进入青年团区委工作。由于他文学功底很深厚，所以领导安排他担任文职。

年，他创作了人生第一部小说《青春万岁》，获得了很大反响，在国内文坛有了名气。

到了年，他再接再厉，发表了著名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叫《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这部小说的内容大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林震的年轻党员本来是小学教师，本调到区委组织部工作，但他发现政府单位的工作方式和学校完全不同。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发现麻袋厂厂长王清泉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耍官威，不重视工人的诉求。

于是他找到组织部领导，反映了这一问题，不料却被领导批评了。后来他发现有问题的不只是王厂长，还有组长韩常新，他非常热衷形式主义，工作根本不实事求是，只关注表面数据。组织部的副部长刘世吾虽然能力出众，文化水平很高，但对待工作经常敷衍了事，推卸责任。

林震觉得这样下去早晚要出问题，于是和工人们一起找领导，要求召开座谈会，结果反而被领导批评“举止幼稚”。但他没有放弃，继续找人反映问题，最终有领导出面，安排《北京日报》曝光了王清泉的官僚作风问题。媒体报道后，副部长刘世吾立刻重视起来，果断对王厂长进行了批评和处理，而且召开常委会，总结经验教训。

但林震认为经验教训总结的不够深刻，还有很多问题应该指出来，而不是说发现一个问题去解决一个，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同时，预防很多问题。但区委书记却批评他，说他做事情“太感情用事”，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但林震没有因此消沉，继续努力工作，变得“更积极、更热情、更坚强”。这个结尾其实是暗含深意的，讲出了底层的最大现实——那就是中下层很难改变上层人物的想法。

对于王蒙的这篇文章，相信有社会经验的人都明白，他讲的是真话，只是没有明确的点出这个王厂长是现实生活中的谁，但很多人的工作方式其实都和王厂长、刘部长一样。

总体来看，文章直指官僚作风，与当时的一众主流作品明显不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此有很多人看不惯开始批评王蒙，说他“胡说八道”和“丑化领导干部”，也有人说他敢于说实话，令人钦佩。

而且王蒙反对把演员称为“戏子”，这是封建时代的专有名词，“戏子”和“厨子”都是官僚阶层对普通人的歧视用语。

如果只是争论，那问题还不大，一旦权力介入，那问题就复杂了。没过多久《文汇报》等重要报刊开始停止刊登王蒙的文章，《中国青年报》总编也多次找王蒙谈话，说他惹了大麻烦，以后谨慎些。显然有领导对他这篇文章不满，指示一些媒体报刊，不要再用他的文章。

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王蒙基本就告别文坛了，能把工作保住就不错了。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2月日毛主席居然专门为了他的事情，在颐年堂开了会，毛主席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领导。在会上毛主席强调自己已经看了王蒙的文章，有两点意见。

毛主席认为王蒙写正面人物不够好，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生活经历还“不够丰富”，这是他的不足，但是有人说他写的情况不存在，这是错误的，毛主席直言“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事后，毛主席担心批评王蒙的事情沉渣泛起，再次指出写官僚主义不是歪曲现实，政府要保护这位作家，《人民文学》不要擅自修改人家的作品。

毛主席的连续发声，让王蒙的处境终于好转。

然而问题没这么简单。到了年的时候，他被打成右派，这次毛主席没有为他说话。

没过多久，他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干活，年短暂返回学校工作。从年一直到年，他一直在新疆的公社大队工作，其实就是被“发配”到了新疆，直到年才回到北京，一年后平反。

之后王蒙又发表了一众描叙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并历任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务。年，他还推荐了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